邹碧华同志的妻子 唐海琳

我和碧华是1984年认识的，当时我们同一届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，是同班同学。碧华体育很好，是国家三级运动员，也比较调皮好动，偷偷爬树摘柿子的一群男同学中，总有他的身影。

我从小一直是家里的“乖乖女”。大学期间，我在班里担任班委、团支书。有一次，邹碧华拿着两张电影票走过来跟我说，同学那有两张票，但他们没时间去看，我想和你去。你敢去吗？

被他这么一激，我干脆地答应了。

后来我们聊了很多：他小时候跟着外婆，在江西一个淳朴的小山村长大；我生长在上海，习惯了城市生活。不一样的童年、不一样的经历，让我们彼此好奇，也产生了好感。

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觉得碧华是个很有活力的阳光大男孩，多才多艺，又重情重义。我们的爱情日渐深厚，毕业前，碧华特意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道“你的生命是我爱的雕塑”，留下了我们彼此深情的承诺。

大学四年很快过去，因为父母坚持让我留在上海，碧华很理解我父母的心情。为了这份爱，他和我一起回上海发展。

那是1988年毕业前的寒假，碧华来到上海，住进纺织大学的学生公寓。为了找工作，他一家家单位敲门，主动推销自己，一共投了60多份简历。在抛来“橄榄枝”的单位中，碧华选择了专业对口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。我去了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工作。

1992年初，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，在两三桌亲朋好友的祝福下，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。

1993年，为了让自己的专业基础更扎实一些，碧华有了要继续深造的想法。那时的我已经怀孕，正需要有人照顾，但我还是理解和支持他。此后的6年里，他先后考上了北大的经济法硕士、博士。回想起那段日子，还是蛮艰难的，两个人都挺难。

博士毕业后回到上海，碧华像弥补亏欠似的照顾家里。他对父母很孝顺，把江西老家的父母接到上海来住，将儿子的房间腾出来，儿子跟我们挤一间。后来有条件换房子，他还专门在家里腾出一个独立的空间，给父亲做“版画工作室”。不管是父母生日，还是平时到外地出差，他都会记得买些小礼物送给父母。

作为父亲的他，也在用心地寻找适合儿子的教育方式。工作再忙，他也会抽时间陪儿子看英语原版小说，纠正他的英语口语。他常以自己的经历和儿子进行着男子汉之间的交流。受父亲的影响，儿子平时也很少抱怨，即使遇到负面信息也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。

一个家，三代人，十几年其乐融融。

时间在流逝，角色在转变。在外面，无论碧华是书记员、法官，还是庭长、院长，我的眼里，他一直就是那个阳光大男孩。

他知道我眼睛不好，平时很心疼我，经常提醒我不要太长时间看电脑、看手机，晚上出门他总会握住我的手，提醒我哪里有台阶，像是我的“拐杖”。但有一件事他坚持要我帮他做，就是帮他掏耳朵。他专门买了个带灯的耳勺回来，给我布置“任务”。每天回到家，只要时间允许，他就要我坐在他身边，帮他掏掏耳朵，觉得那是他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。

他爱好摄影，歌也唱得很好。看“中国好声音”节目，他说自己上去唱，说不定也能进入前三名，导师也会转身……

我想，正是这种真性情，才让生逢中国法治建设求新求变年代的碧华，激发起对司法事业的无限热忱，让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，都能够坦然面对，保持着火一样的激情！

2008年起，碧华先后担任上海长宁法院院长、上海高院副院长，担子越来越重，我第一次发现“阳光大男孩”的白头发多了。他睡得越来越晚，写材料、看书、做PPT、给学生修改论文……

他睡得晚，早晨起床就会晚一些，每天都是我先起来。我收拾好了，就在沙发上坐一会儿，等他一起出门。而他总会在出门前一刻，突然加快动作吃饭、穿鞋，结果临到出门总被他占先，变成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匆忙换鞋。他总是开玩笑地说：“喏，是我在等你啊，不是你等我哦……”

12月10日早上，他可能真的累了，我催了几遍，他才从床上爬起来。我早早地穿好了鞋，站在门口等他。碧华还打趣地跟我说：“总算是你等我了！”

只是为什么，我等得到跟他一起出门，却等不到他回家……

追悼会的前一晚，天南海北“飞来”上海的大学同学，单独向碧华告别。在他面前，同学们唱起了碧华生前唱过的一首歌—《祝你一路顺风》，还哭着说，没唱好、没唱好！

12月14日，无数人赶来送碧华最后一程，他却安静地睡了……盖棺前，我最后一次帮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最后一次摸摸他的脸，在他身边放下了一本《要件审判九步法》。那是他一生的自豪！